——访声响亚洲文化节组委会副主席、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石

　　记：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这个文化节的存在。还有很多人把"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与金钟奖混为一谈，对此您有何想法。

　　王："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是2004年才开始举办第一届，很多人不知道是很正常的，因为一个节的知名度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打造、去提高的，有很多节不只办过两次、三次甚至十次，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品牌需要在培育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影响。至于和金钟奖的关系，我想是这样的：金钟奖是一个音乐的奖项，但是金钟奖的评选对象主要是音乐的表演；而"声响亚洲"的评选对象和它的价值是关于声音文化的评定，就是说在录音的艺术和科学方面，虽说它也涉及音乐，但它涉及音乐部分也不是考虑音乐的作品和表演，而是考虑录制的艺术和技术水准，因此它是一个关于录音的奖项。

　　记：确实录音科学技术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很多发烧友买光碟大多数偏爱买一些60年代的国外顶级录音师的录音作品，他们仿佛就认为国外的录音师就比中国的录音师录得好，甚至有些人认为国外60年代录音师的录音作品，至今为止还是没有人能超越得了，可以说国外60年代录音师的录音作品身上地闪光点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录音科学技术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欣赏眼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设录音科学的单项奖项呢？

　　王：我觉得录音艺术包括录音技术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就是：更真实的记录声音的原声。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录音，所有的手段和技术都在于还原，可是永远不能等于声音本身，这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例如：现在有些好的音乐，在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是不用扩声的，因为扩声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像原声一样，录音也一样，录与放都要以体现真实的原声为最高目标，因此这是一个永远的追求，这条路似乎是无止境的，当然它可以对声音做出各种各样的修饰，修饰也是为了还原声音本身，那么现在有很多经典的录音作品，我觉得它所达到的水准已经成了一个范例，不是说在技术上达不到，而是它体现了当时的音乐风格，音乐表演环境，当时的演奏家的个人特色，这是不能重复的，科学可以进步，但你不能重复当时的作品风格，当时演奏家的水准风格以及当时的录音环境、时代都是不能重复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

　　记：所有文化节在首次举办的时候总会存在不足之处，您作为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组委会执行主席，能否请您点评一下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它成功在哪些地方，瑕疵又有哪些？

　　王：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第一次把声音艺术、录音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媒介，把录音师作为一个艺术家去考虑，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而且它评出了十大录音师，在这样的奖项下评出了5个录音师，这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它第一次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关于录音艺术和科学的奖项，这是它的最大贡献。最大的不足有三个，第一，它只面对音乐的录音，事实上，录音今天所面对的范围要广得多，音乐只是它的一部分，比如说在电视剧和电影中涉及到的环境声、对话的声音还原，还有一些自然界的声响等，像这次的"声音的记录行动"的采录范围是比奖项所涉及的声音范围还要大，但是第一届基本上是只面对于音乐，这是很大一个缺陷。第二，还没有把评奖范围国际化，没有体现亚洲这样的概念。第三，没有把声响产业纳入正式的奖项当中，只是安排它作为一个周边活动。

　　记：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给人的感觉比较高端，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也有点独乐乐的性质，大众都说好象跟我没什么关系，如何把独乐乐变成众乐乐？在第二届"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中组委会是否会有改进的考虑呢？

　　王：我想在此强调传媒的力量，"众乐乐"取决于传媒的导向，我觉得传媒非常重要。实际上声音和声音的表现，无时无刻都和大众的生活相关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好的跟传媒合作，把这样的理念和它的意义让所有人都知晓，我们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论坛和评选的本身，实际上声响文化有太多的内容可以把它变成电视节目，变成广播节目，变成各种各样和大众沟通的形式去表现，这一点我们显然做得很不够。我相信还是那句话：经过不断的培育，声响亚洲文化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当别人了解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才有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就无所谓感兴趣或不感兴趣了，虽然我坚信人们对声响亚洲文化节不是不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呼吁传媒介能够积极的合作，这毕竟是关系到所有生活中的事情。另外，用于审美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视听，一个是看得见的美，一个是听得见的美，我觉得录音和这些直接相关，人们往往不是直接听到声音的，而是要经过录音的手段和音响的技术来接触各种声音的，每个人都可以想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对于声音文化的接受究竟有多少直接来源于自然界声响的，有多少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录音作品、产品的，我想后者应该占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审美器官是听觉，这种审美对象的来源有相当大的程度是来源于录音作品，这不能不让人重视。

　　记："声音艺术"一词在大众心中一直很含糊，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优雅的音乐，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声音技术，甚至还有人认为说白了就是一种噪音，您怎样看待大众的这些理解，您对"声音艺术"的理解是怎样的？

　　王：我更希望这样表达，就是我们声响亚洲有两个重要指标，第一是声音文化，第二是声响产业。我感觉在提法上，叫声音文化比较好，"艺术"这个词用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作录音艺术，它特指录音师作为一个声响导演，他的艺术把握是录音师的艺术，因此可以叫录音艺术。我更赞成说，录音艺术它直接产生的声音文化，不叫做声音艺术，因为声音本身可能是一种艺术创作，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声响。但是录音是需要艺术的，录音作为一种人的创作，它当然需要艺术性，但声音不是，我们为什么说声音文化呢？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怎样运用自然声和人所创造的声音来表达一定的文化内容，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声音文化，这样比较合适。

　　记：现今社会都是时尚的脚步走在前面，传统的脚步显然落后很多，人人都大谈时尚，唯恐不时尚就会被旁人耻笑为"老土"，而"声音文化"也被人扯下传统的面纱，扣上摇滚的、时尚的帽子，年轻人都喜欢玩电子音乐，传统的东西与我们渐行渐远，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从传统和时尚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任何时代都有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传统和时尚这个问题更扎眼，更明显。别的不说，只说音乐领域，传统音乐和时尚音乐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两个不同的坐标，一个是当下的、眼前的东西；一个是有历史感的、有历史延伸性的、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化。我觉得任何时代这两种形态都是同时并存的，只是时尚的东西不停出现，不停存留一点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不停消失，那些存留的东西就变成传统的东西，使传统越来越丰富。什么是时尚，时尚就是一闪而逝的东西，传统是不朽的，时尚是速朽，它迅速的来迅速而逝，但是它总会留下一些能够留下的东西来丰富传统，因此这两个就好像一条大河，从古代流到现在，一直在不停地流，但是河上泛起浪花，不停有一些变化，在哪里转弯，在哪里很急，在哪里有变数。传统就是不停地走着，时尚很像那些浪花，随风而起，随风而逝。

　　记：曾经说过珠三角地区本身产业很发达，但文化原创力不够，比如音响产业也是一种音响文化，但目前广东音响产业过于急功近利，没有一个培育自己的过程。您怎样理解这种文化产品本身又缺乏文化的现象？

　　王：从整个来看，文化产业这四个字是不可分的一个东西，什么是文化产业，按照我的理解，文化产业就是具有创意的一种文化内容，经过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交换，变成产品，同时能够吸引一批人就业，这样一个行业有的国家称为创意产业，有的称为创意工业，有的称为内容产业，美国称为版权产业，我们中国称为文化产业。基本上它们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把精神的创造产品化。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有一个反差，这是文化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拿中国来说，我认为最具有市场性的，或者说最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认为文化含量比较低的东西，而另外一些被人们认为文化含量很高，甚至是经典的、精致的文化，我认为目前很难进入文化潮，比如说古典音乐，它是非常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像一些诗歌，维权作品，我认为它进入文化产业很难，唐诗，中国古典诗词，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根本不可能产业化，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出版而产业化。现在有时候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如果你请了两个演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卓越贡献的演员，另一个是刚出道两年的歌手，你同时请他们出场，歌手你可能要付30万，而演员你可能只付三千，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和他们实际市场价格衡量是一种倒置。这种倒置的现象别的国家也有，我觉得这多少是一种尴尬，越是被社会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越缺少市场前景，越被认为是一些时尚的、泡沫的、没有太多太大艺术含量的东西越有市场性。例如专业学院的一个学生小琴，她从六岁开始学拉小提琴，她拉过无数的作品。小琴从附小、附中、大学、研究生，一直接受西方和中国的音乐教育，她的音乐素质、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在演奏中的音乐文化以及技术含量大大超过一个出道两年的当红歌星。可是作为文化产品，她出一张唱片和一个当红歌星出的唱片是不可比的。社会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市场所接受、大众所接受的、最具市场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通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通俗和肤浅的东西是用不着去扶持和推动的，政府和文化机构应该扶持和推动的是那些还不能够进入市场和不能够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具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我认为在任何国家都有这种现象。

　　记：做文化产业不是卖大包，上午卖两毛下午卖五角，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您经常接触各种文化产业，那么如何才能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呢？

　　王：广东的产业基础好，但文化的原创力不够，这个看法可能会得罪广东的朋友，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去说，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非常让人为它骄傲。广东在文化产业方面也是启动得最早，但是我觉得过多的东西停留在港台的流行艺术方面，过多的停留在模仿、跟随港台流行趋势的格局上，没有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域文化更多地创造，如果能够把它逐渐地形成一个主流的东西，我相信广东的文化原创力就会真正散发出来了。例如李海鹰，他的《弯弯的月亮》、《月亮走我也走》，是具有广东地域传统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流行的东西。整个来说，音乐、舞蹈、电影、电视创作等等，我觉得还需要许多个像李海鹰这样的人，就是把原创真正作为广东文化的骄傲，而不是由于地理上能够最早得港台风气而甘于模仿港台来影响内地。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模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今天，广东人应该有广东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文化自觉。我感觉到广东这个地域有深厚文化根底，应该能创作出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也非常具有地域文化传统的东西，拿出这样的东西来昭示其它地区，那就是广东真正的骄傲，而不是我说的由于地域上容易得港台风气放在短期的经济利益。在任何产业、任何投资者都希望投入越少越好、产出越大越好、周期越短越好。可是试想一下，CNN这样世界性的传媒集团，迪斯尼这样具有国际品牌的娱乐业，以及刚才说到的国家地理杂志，都经过时间的洗礼。最近文促会在和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共同致力于在中国巡回展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一百年的精品，就是说这一百年，这个杂志在我认识世界杂志媒体之间是首屈一指的、最成功的，它虽然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但是目前他们国家地理杂志在同行业中是最具实力的和影响力的，它经过走过一百多年的路才走到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难免出现这种不够执着的精神的问题，其次是太急功近利，就像我说的，我上午买了两斤肉一点面蒸了包子，买了一个炉子，下午就把成本两毛钱的包子卖六毛钱，见了收益。我觉得文化产业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和足够的坚持力和耐性才能成功。关于耐性我觉得目前中国文化产业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集团，很少见比较具有规模的文化产业，如果有也是国有资产，真正民营产业还没有。国家虽然大力倡导文化产业，但是相关的激励政策大大滞后。我举个例子，韩国为了培养民营电视剧生产，规定所有电视台自爱，黄金时段不能播放国家媒体制作的电视剧，只能播民营的，这对民营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就是鼓励民营。我再举一个例子，在韩国国家政策里面，对于具有创造能力和一定创作实力的民营公司，国家银行给予长期的低息贷款，它不是短期的，给你足够的发展空间，比起这些，中国做得相当不够，就是说国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切实有利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个我觉得社会应该对政府提出一个批评。

　　记：您刚也说到我们广东文化缺乏原创力，其实我们岭南文化也有一些原创的东西，如童谣、摇篮曲。但是从上一辈到我们这一辈都没有一个承传过程，您也知道声音是稍迅即逝，如果没有经过人为的保留，没有一代代的靠口承相传的过程，声音就留不下来，现在让我们再翻唱摇篮曲我们大多不会唱了，对于很多类似这样的文化却保留不下来，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

　　王：我觉得需要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在文化政策上的支持。例如：作为政府和文化机构，你允许的是什么，你提倡的是什么，你下力量推动的是什么，必须很清楚，我觉得我们没有分出层次来，有些事情只能保存它，有些东西应该保留的，你就应该好好的留着，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记录保存下来。

　　记：请您谈谈"声响亚洲"文化节的前景，预测一下声响亚洲这个品牌会在第几届开始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节庆活动？能够影响整个亚洲又是什么时候？

　　王：从第一次颁奖隔年到这一次颁奖，我觉得我们已经跨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第一个台阶是使声音文化不在局限于音乐，第二个台阶是国际化，第三个台阶是把声响产业也列进去了。从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跨越了三大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相信再有两到三届声响亚洲有可能成为在亚洲具有影响的很独特的品牌，它可能成为唯一的一个能够与美国相应的亚洲品牌。美国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会以及它的格莱美是世界非常有名的，当然也是美国化了，那我们的"声响亚洲"文化节也可以成为中国化、东方化的格莱美。这个世界一个是科技共享，二是经济一体化，跟它相反的是"区化"，亚洲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需要自己的独立发展。（李华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