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到遵义，都会去红军坟祭奠。

掩埋红军军医“小红”的坟墓。

王道金老人。

　　广州日报报贵州遵义9月20日电   这是一个真实而神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位普通的红军卫生员竟成为当地百姓70多年来心中的神灵，安葬这位红军的“红军坟”70多年来香火不断，延续至今。当本报记者9月20日走进“红军坟”所在村寨时，当地老百姓道出了深藏在心底70多年的答案——

　　军医日夜为百姓治病

　　回驻地时部队已开拔

　　故事可以追溯到71年前。1934年腊月，“红军坟”的主人“小红”（后经有关部门查证，“小红”名叫龙思泉，系广西籍红军战士）随部队进入遵义地区。当时遵义周边地区正在流行伤寒病（俗称打摆子），当地百姓面对疾病束手无策，苦不堪言。

　　据后来的人介绍说，当年最先来请“小红”看病的当地村民来自桑木垭附近的松木岭。一位村民的父亲突然“打摆子”，高烧持续多日不退。后来听说驻扎在遵义的红军可以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红军卫生所，卫生员“小红”冒雨出诊，第二天患“打摆子”病的老乡病情果然好转。红军为老百姓治好“打摆子”病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十里八乡。第二天，当“小红”推开卫生所房门时，看到不大的晒谷场上挤满了等待看病的人群——寻找红军帮忙治病的村民越来越多。“小红”为此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常一早下到寨子里为村民们看病发药，天黑后才匆匆赶回部队驻地。

　　不久后的一天，当“小红”从老乡家看完病赶回部队时，发现部队的大批人马不见了。房东告诉他，红军的大批人马天不亮就走了，长官在走前给你留下话，要你赶快追赶部队。

　　百姓含泪送军医离开

　　追赶部队途中被枪杀

　　“小红”来不及喝上一口水，背着红十包就往红军离开的方向追赶。村民们得知“小红”要离开村寨去追赶已走远的红军，纷纷走出寨子热情相送。乡亲们送了一路，看着“小红”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一会儿，远处山坡便传来一阵枪声，乡亲们意识到情况不对头，纷纷赶了过去，发现红军卫生员“小红”躺在血泊中，双眼紧闭。

　　乡亲们含泪把“小红”安葬在路边的松林里，在坟的旁边竖了碑，上刻“红军坟”三个字。据当地村民介绍，红军走后，当地国民党政府多次想把“红军坟”挖掉，都被乡亲们保护下来，甚至白天被铲平，晚上又被重新堆砌起来。

　　祭奠为百姓治病军医

　　坟前人流绵延六七里

　　9月20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当年“小红”就义的遵义市郊外的南关镇镇隆村桑木垭。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寨，70年光阴过去，村寨早已不是当年的光景，若干幢新起的楼房在绿树的映衬下闪现于一片破旧的砖瓦房中。贵州省道205线穿寨而过，路上车水马龙，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一个个忙于生计，四处奔波。在离寨子百来米的地方，“红军坟”静静地伫立在公路旁，坟头上布满了当地农民经年披上的红色绸缎，随着岁月的流逝，绸缎的颜色显得有些斑驳，坟前的香炉堆满了灰烬，灰烬上插满了或熄灭或燃烧着的香烛。

　　陈友治老人今年已是77岁高龄，如今在寨子里他算是排名老二的长者了，比他年长的是自己的亲哥哥陈友明。陈友治老人说，关于红军卫生员“小红”以及“红军坟”的故事则自幼听祖辈父辈们不断地讲述过。“不光是我们寨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知道‘小红’和‘红军坟’的故事，整个遵义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无人不晓！”陈友治老人说，自从“小红”离去的那年起，寨子里的人逢年过节，每月的“初一”“十五”便自发地来到坟前，敬供祭品，烧香点烛，鞠躬祈祷。“每年的腊月三十、大年初一、三月三、三月十九、六月十五是‘红军坟’香火最旺的时候，人们抬着全猪全羊，拖家带口举家过来，‘红军坟’周围人山人海。”

　　陈友治老人说：“记得最旺的是1963年，当时‘红军坟’方圆数里被四面八方赶来祭祀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马路上的人流绵延六七里。”陈友治老人还特别告诉我们，多年以前，当地政府在寨子旁的“红军坟”旁装了两抷土，装在一口大棺材里，安葬在遵义市区凤凰山南麓的小龙山红军烈士陵园里，并在那里竖了碑。“但‘小红’的尸骸还在寨子里，‘小红’并没有走远。”

　　寨子里的老人们都这么说：“‘小红’是红军，给我们老百姓看了病，做了很多好事，我们祖祖辈辈都很怀念他。”（特派记者刘旦、李钢摄影报道）

　　王道金:遵义唯一走完长征的健在老红军

　　已经9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身体依然很好，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尽管近来一批批媒体要求登门，烦扰不断，但仍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王老在采访中还从一个铁皮盒中拿出了各类勋章展示给我们，“这些都是他的宝贝咯！”在一旁的保姆笑着说。一枚枚勋章记载了王老所经历的战争岁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王老却仍然活跃着，他担任着几所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员，经常要去给孩子们讲讲战争故事，讲讲革命传统。

　　记者：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加入红军？

　　王：那年我16岁，当时家里很穷，红军来了之后，帮我们这些穷人修桥、补路、割稻子，我就感觉红军对我们这些穷人非常好。还有宣传队来向我们做宣传，告诉我们，一定要打倒地主，打倒蒋介石，推翻封建压迫，穷人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我就想要加入红军，去闹革命。

　　记者：在遵义会议期间，您所在的部队担任了什么样的任务？

　　王：我当时属于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第四师，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的。我们的部队当时驻扎在乌江以北、遵义以南的地区，负责沿江100多里的防御工作，防止有敌人渡过乌江，袭击遵义。当时三军团第五师是固定防御，而我们第四师则是负责机动防御任务。

　　在遵义会议期间，军阀柏辉章还企图渡江进行偷袭，于是彭德怀就中途离开了会场回到前线进行指挥，并且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会议的情况，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得很好。

　　记者：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王：那很多了，真是讲不完。湘江战役的时候，因为是从苏区到白区去作战，所以困难就很多。一是部队没有粮食，这也是当时的最大困难，只能到处到农户家中去征粮。第二个，我们当时是急行军，风雨无阻，但是国民党的飞机一直在天上跟着我们，只要一看到我们的队伍，就马上扔炸弹。

　　记者：您在遵义时真的见过毛主席？

　　王：真的，那时候有个规定，就是有条件的部队都可以进城进行休整，补充新兵、筹办衣服和药品等等。当时我们部队就在毛主席的住所附近，有一天就听到有战友说：“看，毛主席出来了。”我们一看，果然，是毛主席、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是要去开会。（本报特派记者李钢、刘旦）